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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入死斗顽敌,邹正帮短暂的鲜亮人生

2020-01-16 09:42:26 大丰日报

作者邹迎曦(左),1937年生,大丰草庙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农艺师。现任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盐博物院专家顾问,省级海盐非遗传承人。著有《古淮盐20说》《盐垦研究》《盐垦概览》等书。执行主编《大丰市志》《大丰盐政志》《大丰市经济综合管理志》等多部志书。

作者邹迎柯(右),1940年生,高中文化,农艺师。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历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副书记、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业公司经理等职。著有《苦蒿》《麋鹿故乡的往事》等书。

新四军来了,穷人翻了身,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前的草庙是竹港下游的一块滩涂湿地,时为丁溪盐场属地。1916年6月19日,我们的父亲邹正帮就出生在这个地方。祖父邹春善、祖母袁桂英,婚后连生5胎都因家贫孩子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我父亲是祖母生的第6胎,可谓是邹家的一块“心头肉”。因家境贫寒,父亲仅读过两年私塾,就辍学在家。据说,父亲从小就聪明,什么事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跟亲戚跑南通去上海,来回做些小本生意。

1940年,新四军到了草庙地区,部队派出民运工作队到地方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当时,到竹港乡的民运队队长高景芝和队员杨航、苏广益3人,就住在我们家。民运队同志的言行举止,对父亲影响和启发很大。父亲很快就参加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活动。1941年初,民运队交待父亲一个特殊任务,要他负责监视伪乡长奚坤元。我家和奚坤元家是前后邻居,奚坤元在大桥镇上开日杂商店,都是父亲帮他去东台进货,关系算是比较好。国民党和日本人与奚坤元联系密切,父亲的任务是把伪乡长所接触的人、所做的事详细记载,及时汇报。父亲的工作得到了民运队和地方领导的认可。

1941年12月31日,台北分县委、行署与两淮盐务管理局机关人员,以及保护江淮印钞厂的新四军一师一旅二团三营部队,在谦和仓开会。日伪得知情报,从东台、潘丿、西团、大中集据点出发,偷袭谦和仓。父亲当时是基干民兵,在会场周围站岗放哨,发现敌情就开枪报警。海防队的同志带路,把与会的领导同志从两股敌人之间向“青竹山”(今草庙圩东村东侧)转移。由于当天晚上天黑,几路敌人相互乱开枪,打了一夜。我们的部队和游击连,在敌人互相交火中安全转移了。这是父亲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1943年3月17日,父亲由时任竹港乡党支部书记的朱卜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入党后,他担任地下交通员,工作格外积极。当时,父亲的任务是负责大桥至东台对开的9条船,利用为奚坤元进货的身份,去东台做情报工作,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贩皮棉去南通,被敌关卡扣押,父亲做人质关进大牢

在苏中抗日初期,日伪军连续侵占了东台、草堰、白驹、刘庄、大中集等地,企图长期霸占,实行经济封锁。两台灶区盐民生产食盐卖不出去、粮食买不进来,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苏中党委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安定,对敌人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展开经济斗争。二分区在草庙的洋岸成立了苏中江海贸易公司,负责内外贸易的发动、组织工作。

1943年冬季,父亲接受苏中江海贸易公司的委托,将一批皮棉运送到南通的协记公行出售。父亲立即组织运输队,用16辆独轮车,配32个人,每辆车上装两件300斤左右的皮棉,一人推一人拉。他们从草庙出发,日夜兼程,沿着沿海马路(即黄海公路),经三仓、唐洋、掘港、平潮,再直去南通。

协记公行对外公开是日本人开的,但事实上是新四军开的。父亲带着运输队临行时,苏中贸易公司负责人张渭清,写了一封给协记公行韩玉小姐的信交给我父亲,并且叮嘱说:“如果路上遇到日本人,就说皮棉是帮助皇军收的。你们送到协记公行,把我的信交给韩玉,她会做安排的。”运输队出发了,路上走了两天多,到平潮被日本人的据点扣押了。父亲向日本兵解释说,这批皮棉是帮日军收的,是送协记公行的。日本人不信,非得卸车扣货。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日本人把他留下当人质,让运输车队继续送货。日本人同意了。父亲把那封信交给邹存帮,托他当面交给韩玉。运输队到了南通协记公行,向韩玉说明情况。韩小姐听后就派人去交涉,关了一天的父亲被解救出狱。他们一方面迅速卖掉皮棉,结清了账目;另一方面,组织人员跑市场,购买各种紧缺物资,又装满了16车。满车而出,满载而归。

到敌区泰州销盐,遇上地痞流氓,父亲险遭活埋

1943年,中共领导的淮南盐务管理局,明文宣布取消垣商特权,由盐民投盐集股成立盐民食盐运销合作社。盐民所产之盐,全部按政府规定价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按章纳税后,不仅可以在本地自由运销,而且能运往敌占区销售或者换物、换粮。当时的情况是民主政府有规定,广大盐民有要求,关键是要人去组织、去实践。我父亲积极动员,组织盐民,于1943年3月成立了草庙盐民运销合作社,自己被推选为社长。

1943年秋天,父亲带了合作社的9条盐船,装了四五百担食盐,去泰州地区销售。每条船上都配有一个押运的人。盐船通过串场河上的关卡时,一路畅通。可是,第二天盐船行到泰州东边的沈高庄时,河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帮人,手拿棍棒,嘴里喊着“靠岸检查”。于是父亲叫盐船靠岸。盐船还未全部靠岸,那帮人就跳到船上来了,他们将押船的9个人都反绑起来,押上一条空船向西北方向开去,扬言要把父亲他们都送到泰州盐务机关去吃官司。父亲和同去的杨保明靠坐在一起,杨保明对我父亲附耳,叫父亲咬断绑他的绳子,他好逃出去找关系来救人。但那天月亮特别明亮,船上又有四个押船的打手,如果有点动静都会被发现,计划很难实施。到了半夜,天空突然起了一片黑云遮住了月光,父亲乘机咬断了绑杨保明的绳子。眼看时间已到三更,忽然起雾了,杨保明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轻轻从船帮下了水,在天亮前到了泰州花家阁的徐厚余家。徐厚余是草庙保太和公司的经理,是丁溪场有名气的盐商。他为人厚道,肯帮人忙。杨保明把情况如实向徐经理说了一遍,恳求徐经理出面帮忙解救人质、夺回盐船。徐经理答应帮忙,叫家人把400块银元交给杨保明拿着待用,一起去找盐务管理所的甄所长。徐厚余将400块银元送上,向甄所长说明情况。甄所长立即带了3名干部和杨保明一起来到沈高庄,首先抓了那4名为首者。经过初审得知,这帮人是当地黑社会的地痞,这次碰到父亲他们企图杀人灭口,准备把他们弄到秋月湖去活埋。后来发现少了一个人,怕事情败露,才没有下手。甄所长找到了其他被绑的8个人,替他们松绑,安排吃饭,而后叫他们各自回到盐船上,把盐船开到泰州去销售,还发了9张通行证。

这是父亲当年运盐的船队

去敌区购军需,被人陷害,父亲被冤为“毒犯”

1944年初,驻在草庙地区的粟裕师长找苏中贸易公司负责人张渭清谈话,要他组织一些会做生意、又熟悉上海情况的同志,去那里搞一批军用物资。要买200根无缝钢管设法运回来,用来给兵工厂造大炮。张渭清接受任务后,立即找到我父亲,请他再度出山,并承诺亲自带他一起去上海。我父亲对张渭清说,即使在上海买到钢管,没有门路,又怎么出得了上海呢?这时,父亲想起了一个人。他叫吴道生,是斗龙港上稍有名气的海匪头目,也是是上海青红帮的门徒,在上海有后台。张渭清立即通过关系请来了吴道生。跟吴道生讲清道理后,他同意帮忙,开了一艘海船和张渭清等人去上海。张渭清和父亲在上海,很快就买到了200根无缝钢管,悄悄地把钢管运到吴道生的把兄弟王朝阳家中隐藏起来,再请王朝阳去打通吴淞口日本人的检查站。趁晚上天黑,我父亲他们把钢管运到了船上,次日早上准时开船起航。当船要出吴淞口时,国民党的检查人员又要上船开舱检查。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王朝阳把日本军曹请来了。军曹说:“这是皇军的货船,不要你们检查,给我滚开!”国民党的几个家伙连声说是,就走开了。于是,海船扬帆起航,一天半夜就到了弶港,父亲受到粟师长当面表扬。

事隔不久,苏中贸易公司又组织了两船大米、一船小麦和一船皮棉,要运往胶东销售,回来时尽量购些生活用品和军需物资。张渭清想到了我父亲,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去了。父亲找来四名同伴,从海上押船运粮食和皮棉去山东胶东半岛,由海防团护航。在海上运输风险很大,一怕海上的狂风巨浪,二怕日本气艇偷袭。可是,这次跑山东很成功。顺利完成了海运任务后,父亲他们在青岛购买了一批花生油、军用牙粉以及一些日用品等,安全返回斗龙港海口。

当父亲他们完成任务,带着物资回家后,地方上的一些势利小人看到眼红。他们不知底细,妒忌邹正帮又发大财了。明明父亲购买的是牙粉,那些人说父亲买的是白面(鸦片)。他们买通盐垦公司实业保安队的人,到我家中检查,什么都没查到,装腔作势拿走几包牙粉,说是查到了毒品,就把我父亲抓走关在董家仓,幸好还没有动刑。第二天,我祖母找伪乡长奚坤元去救人,仅花了两担粮的代价就放了人。后来此事被张渭清知道了,他亲自找实业保安队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主要人员进行了教育和处分。父亲购回的牙粉和花生油等物资被贸易公司全部收购,分发给部队使用。对于父亲帮部队购买军需物资的行为,给予了表彰和奖励。

这是当时苏中海防队使用的木船,父亲就是用这样的船运货去胶东

反扫荡斗争,军民联手,父亲跟随大军打游击

1944年春天,草庙成立了供销合作社,盐民烧的盐统一由供销社经营,盐民运销合作社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父亲就去搞民兵工作,参加反扫荡斗争。当时,台北县全面开展整顿民兵工作,各区都扩充游击连。川港区游击连长是陈平,他组建了120人的游击队伍。各乡都组建了30—40人的游击小分队,统一归区游击连指挥。为适应反扫荡形势的需要,县独立团也抽调骨干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分派到竹港乡的是独立团二营教导员张建中。父亲的游击小分队在张建中的指导下,工作非常活跃。白天改造地形,把大路挖断,直路改弯路,河中打暗坝,千方百计地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止敌人出来扫荡;晚上站岗放哨,组织短枪队除奸组。后来,父亲的游击小分队由30人增加到了40多人,被台北独立团彭寿生团长要去4个短枪队员,编入了独立团的短枪队,另有8人加入了海防团。剩下的30多人全部编入川港区游击连,谢恒信任连长。

1945年9月,父亲的小分队参加垦区战争,负责打土坝、搭浮桥。此次战争解放了大中集、新丰、裕华3镇,全歼谷振之伪军,击毙200多人,生俘伪参谋长吴瑛、大队长叶步发、高炎等及以下官兵1500多人,缴获机枪43挺,大炮4门,掷弹筒10个,步枪900余支,快慢机11支,卜壳枪70支,手枪10支,自动步枪1支,电台3部,电话机数十部,汽车2辆,手弹2000多枚,子弹20000余发。在解放大中集战役中,我军牺牲27人,特务2团副团长、政治部主任殷德林光荣牺牲,父亲的游击分队队员肖存方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这是解放大中集的情景

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父亲当上保田大队长

1940年8月5日—24日,台北县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县委派出工作组在竹港乡大沟村试点,依靠当地党组织,分为三步开展土改工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父亲主动协助工作组的同志积极投入“斗地主分田地”的洪流中。他公开站出来,对原来有“交情”的地主、伪乡长奚坤元扯下了脸皮,揭露了他很多剥削农民的真相,带领群众对他进行了清算斗争,分了他家的土地和财产。父亲的举动得到党组织和广大农民的认可和拥护。因为了保卫和巩固土改成果,竹港乡组织了保田大队。父亲当上了保田大队长,整天为保护农民刚分到的土地忙碌奔波,还要动员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让土地尽快获益,使农民得好处。

在“土改”复查工作中,我父亲坚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做到两不误。在协助复查组做好土改复查的同时,积极带领保田大队民兵站岗放哨,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早晚加强训练,练射击、练摔手榴弹、练拼剌刀。经过一段训练,保田大队民兵个个都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就在根据地搞土改复查的时候,国民党军集中3个团的兵力,对东台、台北两县沿海地区进行扫荡,他们大肆烧杀抢掠,激发了广大农民为了保田保家积极报名参军参战的激情。1946年底,台北县召开会议动员参军,当场就有170多名干部报名参军。在这次的参军高潮中,父亲的保田大队就有13人报名参军,其余的几十人,一部分编入区游击连,一部分成立游击小分队,仍由我父亲带领,跟随31旅去海安、李堡、角斜地方参战打游击。他们主要是帮助部队挖战壕和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设施等。

带兵参战,得了伤寒病,父亲病死在战役中

抗日战争刚结束,国民党又发动内战。1946年,父亲带领的游击队跟随七纵92团参加战斗后,在三仓休整了一个星期,于8月21日晚9时向丁埝发起总攻。丁埝守敌是交警七总队的4个大队,约1300多人。敌人以街上的布厂和街北头的寺庙为依托负隅顽抗。直到深夜11点多全歼守敌,缴获卡车7辆和一批军用物资。9月初,粟司令率一师、六师进军两淮,留下七纵在通榆线上阻击敌人北犯。将七纵划建两个两个旅,55团、59团、63团编为32旅,91团、92团、93团编为31旅。31旅决定以富安作为守备重点,派93团守卫,父亲的游击队协助93团士兵,在富安修筑工事。面对强大的敌人,工事既要坚固,又要隐蔽,更要能发挥火力,形成交叉火网,相互支持。当地群众上千人送来大树、门板、木头等战备物资。由93团团长刘德胜统一指挥,军民们忙得热火朝天。工事刚完成敌人就来了。敌人一个营攻打富安,93团沉着应战,依托熟悉的地形,多次击败敌人。激战一天,击毙200多敌人。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原来驻防在苏北的4师59旅和郝鹏飞全师都调到苏中与原来的4师和49师汇合,清剿一、九分区。敌79旅237团和还乡团在海栟线上频繁活动,经常下乡扫荡,危害百姓。海栟线的重点是李堡。于是,父亲的游击队奉命在李堡外围挖战壕,通往敌人的铁丝网处。91团、92团分别进入阵地,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交战。91团摧毁南门碉堡后,一、二营迅速占领南街和西街。92团突破前沿阵地,敌人退至核心据点,碉堡既大又牢固。92团利用民房打洞,靠近主碉堡,然后用山炮摧毁了敌碉堡,很快消灭了李堡守敌。

在李堡战斗中,纵队有一个首长,要到驻在射阳耦耕堂的苏中党委开会,叫我父亲带4个队员护送。父亲他们选择沿海小路,三天两夜,到了射阳三区的耦耕堂,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父亲他们返回时,路过家乡草庙。当时天色已晚,父亲突然发高热。他让队员回家探亲,并叮嘱大家,次日早上集中返回部队。第二天清早,父亲高烧不退,越发严重。父亲让队员们先归队,他去驻在草庙的部队医院诊治,诊断出是“伤寒病”。医院缺少特效药氯霉素,无法退烧。我祖父到大桥请来中医,用犀牛角降温。当时犀牛角比黄金还贵,祖父不惜代价,两天花掉3只金戒指,仍然高烧不退,第三天夜里父亲离开人世,丢下了他年迈的双亲和28岁的妻子以及4个不懂事的孩子。

父亲是为民族解放而死的,死得其所。他的革命精神永存,永远照亮着后者前行的路。

当年父亲带领的游击队跟随31旅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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