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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小传(中篇):在抗日烽火中成长,在基层政权建设中磨练

2019-07-11 09:26:57 大丰日报

本文作者陈同生,1956年11月29日生于扬州,曾经下乡插队,先后任过代课教师、秘书、局长等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幸运地参加了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大丰港的开发建设,见证了大丰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现已退休在家学学英语、看看闲书,安享晚年。

第一部分:参加苏北抗日同盟会,如《火花》般绽放

大丰垦殖公司仓库

朱友光、张炎回到垦区时已经是2月底3月初了,一路劳顿,辛苦异常,不必细述。由于是不辞而别,张炎已被大中小学解雇了,张炎虽然失业了,但抗日的热情丝毫没有降低,他和朱友光到大中集的第二天就跑到徐鸣的战时小学,向朋友们介绍了西北之行的情况。他俩顾不上疲劳,几天后又专程去国民党东台县政府,向县长徐一朋提出,要求政府出面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县长徐一朋对他俩的要求不置可否,没有答复。他俩碰了个钉子,但没有气馁。朱友光的同事陈松涛,又介绍朱友光去徐州,再到淮阴找苏北抗日同盟会的陈扬等人。

据《大丰垦区的民众抗日活动概况》一文记载:朱友光带回来苏北抗日同盟会根据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制定的章程和一些宣传品,组织青年们学习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和酝酿,1938年3月中旬,在大中集大众小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大会由抗盟东台分会主席朱友光主持,垦区各界进步青年、爱国商人、店员和青年学生等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张炎回忆,东台县政府代表陈悟真、大丰公司总经理朱警辞、大中镇镇长张学城(张学敦的哥哥)、大中小学校长国民党垦区分部书记朱丕承等也参加了会议。

张炎

张炎说,会后,进行了会员登记,垦区进步青年大都参加了该组织。主要有战时小学校长徐学海(徐鸣)、南阳小学校长马晓天、阜丰小学校长宗雨农;教师张炎、杨友昭、汤志芳、沈敏林、蔡国方、陈治、沈雪之;大丰公司职员朱道生、张克明;江苏棉产改进所的职员朱友光、顾毓章、朱道平;中国农业银行大中集办事处的职员冯增华。此外,还有三十年代初参加共产党后失去联系的党员陈松涛、施飞桐等。

成立大会一结束,即由朱友光主持,集体讨论了会章与宣言,选举产生了理事会,朱友光任主任委员,委员有陈松涛、宗雨农、施飞桐、朱道生等。

1938年4月,日军从东台北犯盐阜,从侧后钳制我徐州会战的大军,形势危急。朱友光遂去广西桂林,另谋出路。朱友光临走时把抗盟的章程、宣言、成员名单交给朱道生,并交代了今后和苏北抗日同盟会联络的方法。朱友光走后,音讯全无,抗盟的工作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不久抗盟分会就重新选举了理事会,徐鸣任理事会主任,委员有宗雨农、陈松涛、张学敦、朱道生等。当时徐鸣在大中集二卯酉河北办了战时小学,与朱丕承的大中小学形成对峙。抗盟的活动中心就设在徐鸣的战时小学,徐鸣成了抗盟的负责人。张炎说,实际的台柱子是朱国音,她是抗盟活动经费的主要赞助人。除了原有的一批人员外,抗盟新参加的成员主要是农村的小学教师,少数是集镇商店的店员和社会上的知识青年,总数100多人。南至南阳镇,北至龙王庙,以小集镇或小学校为点进行活动,围绕抗盟出刊的油印小报《火花》内容进行学习讨论。当年3月,由朱国音出力,在龙王庙东北角的泰和公司隋丰里租借民房办了隋丰小学,张炎去那儿帮了两三个月的忙,也就在那里参加小组活动,间隔一个星期才回到大中集活动一次。

抗盟出版的油印刊物《火花》八开,两版,一张蜡纸,每期印数100多份。名为周刊,大都两周一期,由杨天一、张炎负责刻钢板和油印。首期刊登了朱友光、张炎西安之行的情况报告和在安吴堡训练班所发的部分讲义;尔后数期陆续择录转载了《解放》《译丛》《生活周刊》等杂志所载的抗日文章,报道了抗盟的活动动态,并针对垦区一些富商醉生梦死对抗战漠不关心的现象予以批评,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此外,朱友光等人还专门为刊物撰写了一些时事评论,批判消积抗战、悲观的论调、麻木乐观的“速胜论”、烧光拆光的“焦土”抗战的缪论,宣传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路线和持久地开展人民游击战争的理论。张炎先后亲自为它刻印过三期。

张炎说,《火花》在它存在的半年多时间里,对大丰垦区这个抗战氛围本来较为沉闷的社会起到了“昭苏民气”的作用。尤其对垦区的知识青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南阳镇有个非常富有的“小开”施承钧,他于1938年5月独自一人去陕北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成长为我军的中高级指挥员。临行时他告诉张炎,他虽然是抗盟的“旁听生”,但《火花》却是每期必看的。

抗盟除了出会刊外,还组织了读书会,组织垦区青年阅读了《大众哲学》《世界知识》《西行漫记》《两万五千里长征》等进步书籍。并在裕南小学举办了短期训练班,培养抗日人才,有40多名青年参加了学习。

抗盟还开展抗日文娱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歌曲,表演戏剧。如“中国不会亡”“黄河大合唱”“再会了,南洋!”“放下你的鞭子”。朱道平回忆,青年人最喜爱演话剧,大中集的居民平时是很少有戏看的。我们拿了剧本,选择了好几个节目,在徐鸣的战时小学里日夜排练,争取早日演出。有一个叫《本地货》“土豪的意思”的节目,内容是反封建的。剧情是一个渔家女和一个青年教师相爱,恶霸张某得悉,从中破坏,想把渔家女占为己有。群众愤怒起来了,和恶霸斗争,为他们的婚姻争得了自由。扮演小学教师的是徐鸣,扮渔家女的是朱道平,扮“本地货”的是宗雨农,扮群众的是梁浩等人。

张炎说,东台抗盟分会成立后,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去东台参战。

1838年7月,国民党89军33师贾蕴山(黄埔一期生)部扬言要收复失地,进攻东台日军,60多岁的老将张镇率苏北实业保安队一部从阜宁赶来参战,队伍路过大中集,看到抗盟在满街贴的表示拥护和支持的红绿标语,大感意外,大为感动。遂要求抗盟为他们组织战地服务。抗盟推出宗雨农带头组成了“战地服务团”。参加的抗盟成员有十三四人。女教师朱国音、徐玉贞、宋美华等成立了医疗队,还吸收了社会医生陈文士、唐竹轩等人参加。朱道生、顾毓章、张学敦等人负责通讯联络和后勤等其他工作。张炎闻讯从鼎丰赶进城来,恰巧队伍正要出发。宗雨农一见到他,高兴地大叫起来:“看啦,又来了一个!”便把他安排进医疗救护队。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张炎立即借了一套换洗的小褂裤随队匆匆出发了。

张炎回忆,队伍在东台城外转悠了七八天,在一个晚上开始向敌人进攻。敌人的机枪小钢炮火力很猛,张部一挺机关枪,几支老套筒,根本不是对手。相持了不到一小时,队伍就撤退到台城东十余里的一座庙里。队伍伤了六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名字叫王雨田的班长,在陈文士医生为他做截肢手术时失血过多,不幸去世。

医疗队除了做了一些护理伤员的工作外,还承办了王雨田烈士的追悼会等事宜。正当宗雨农声泪俱下跪在地上宣读祭文时,传来消息,东台城里的敌人已南撤海安。于是,他们又匆忙赶进城去,但33师的人马早已抢先进城,对实业保安队则只许张镇带卫士班进城,部队被阻在城外。几经交涉无效,张镇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无可奈何,只得作罢。抗盟成员遂由女队员徐玉贞带着从台城外围辗转至下坝,住进了中棉公司仓库里。大家浑身发臭,立即洗澡换衣休整。回垦区后宗雨农感到这支部队腐败无能,不值得再为其服务,遂解散了服务团,自己仍然回小学校里教书。

抗盟因此次的战地服务活动而名声大振,几天后33师师长贾蕴山特意接见了宗雨农、张学敦、张炎等人,勉励一番就没有下文了。因为抗盟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33师政训处主任李云沛则公然声称:“我怀疑你们当中有赤化分子。”特别是徐鸣担任理事会主任后,抗盟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他举办的战时小学,聚集了一批爱国知识青年,引起了大中集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大中小学校长朱丕承的忌恨,本来他早就想吞并战时小学,于是向省党部密报徐鸣等人通共。国民党东台县党部勒令苏北抗日同盟会东台分会停止活动。此时,听说设在淮阴的苏北抗日同盟总会也被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取缔了。为了能保住这个抗日团体,抗盟理事会开会商量,决定将抗日同盟会改为青年救国团。改组后选举了新的理事会,徐鸣任主席,委员有陈松涛、朱道生、顾纪扬、张学敦、宗雨农、施飞桐、冯增华、朱国音。不久,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给大中集镇公所一纸密令,说青年救国团宣传赤化,煽动伤兵,着即勒令解散。徐鸣等人认为,抗日团体必须争取一个合法地位才能存在。于是就请实业保安队指挥官张镇写了介绍信,由徐鸣、顾纪扬(顾毓章)、张炎前往盐城33师洽谈改组事宜未果,后经过顾毓章再次前去洽谈,始获准改名为“三民主义力行会”。由于他们换汤不换药,仍然不改初衷,继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延至1939年冬,终于被勒令解散。张炎以前在大中小学的一些同事杨友昭、汤志芳(女)、沈敏林等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于1938年冬末放寒假的时候都被解雇了。朱国音、沈敏林则先后投向了国民党军队。这个抗日团体终于被分化瓦解,大家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第二部分:抗日武装来到大中镇,红旗十月满天飞

徐鸣

1938年9月底张炎来到了启东县吕复镇斜桥圩岳父家中,跟着岳父朱辅铭学习中医。但是,不久他就兴趣索然,便放弃了学医,操起了老本行,在朱氏族人兴办的家塾里当起了私塾先生。

张炎自参加革命后,常年在外,不见踪影,根本就顾不上家。张重光说,那年父母从启东回来后,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才两岁的大姐重威住在鼎丰乡下草房子里。一天突然遭遇台风袭击,风雨交加,天昏地暗,草房摇摇欲坠。母亲见势不妙,抱着大姐重威刚刚跑出房子,刹那间房子就轰然倒塌。母亲抱着大姐站在雨中,浑身湿透,欲哭无泪。只得写信向外公求助。外公立即汇了60块大洋来,才把房子重新建起来。

张炎此去启东岳父家谋生,实在是出于无奈。斯时,抗日的烽火已遍及大江南北,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大背景下,1940年3月,张炎推着独轮车,妻子朱默章抱着出生尚不满周岁的大女儿重威坐在车上,全家三口一步一步从海堤上走回来。应徐鸣的邀请,他来到战时小学任教。

张炎回忆说,13日那天新四军是由张学敦带路从西团镇过来的,徐鸣和我带了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打着小旗,从二卯酉河北的战时小学校迎到大中集南头街口。新四军一个姓何的营长(何风山)骑着马向他们迎面走来,还有一队士兵背着枪跟着后面。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精神抖擞,军容风纪整齐。徐鸣和我赶紧上前,向他们致意,并把他们引到我们学校操场上来。大中集的一些教师和学生,还有工商界的人士闻讯赶来,大家聚集在操场上,开了个欢迎大会。徐鸣还跳上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老红军何风山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队一营营长。10月4日,我军首先消灭了独立第6旅和33师等部队,10月5日晚向89军军部及117师等部发起总攻。韩德勤仅带了少数残兵败将向兴化县方向逃窜。为进一步发展战果,我军乘胜追击,急速向海安前进,我8日下午到达东台,9日下午进驻白驹镇,把部队安顿下来后,我到镇商会向刘庄挂了电话,问刘庄有没有部队,他们回答说有。我又问部队有什么标志?他们说臂膀上有“八路”二字。我就请他们指挥官来接电话。时间不长,八路军方面一个姓杨的干部来接电话,从口音里听出来,双方都是江西瑞金的老乡,于是,话就多了,我们在电话中商定,各派一个连会师。我们部队集合在镇北头狮子口欢迎老大哥部队的到来。大家见了面,热情握手,互致问候。然后召开了会师联欢会,双方领导在会上讲了话。联欢会上,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气氛异常活跃。第二天,我们营也派一个连去刘庄八路军处开了会师联欢会。何风山又说,白驹会师后不久,我们营奉命进驻西团,后又进驻大中集,和地方干部一道发动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建立抗日团体。

据老红军戴义铭回忆,1940年7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我在二纵队新六团二营任代营长。黄桥决战前,我调到一营任副营长,营长兼教导员是何风山。会师后不几天,我们营又奉命经西团进驻大中集,营部驻农民银行仓库。我们的部队在大中集协助地方做群众工作,大中集的商界、士绅比较开明,还请我们在“同乐楼”吃过饭。

朱道平回忆说,1940年10月上旬,大中集的实业保安队得到黄桥战斗韩德勤部被新四军击败的消息后就慌乱起来,他们抢自行车,乱拉民夫,搜刮钞票,弄得日夜不宁。保安队撤走后,大中集街上没有人,商户闭了门。第二天,南市梢进来一支部队,挺字臂章,灰色军服,身上背有步枪手榴弹,纪律严明,态度和气,群众奔走相告,都说新四军来了,人们都以欣喜的目光,纷纷开门接待子弟兵。

新四军的到来,受到了大中集社会各个阶层的热烈欢迎,战士们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许多群众的围观。他们在农民银行仓库里席地而卧,睡在草铺上,吃饭前,排着队唱革命歌曲,菜盆放在地上,8个人拿着饭碗围住吃,不动群众一草一木,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开拔时还要帮群众担水扫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深受群众喜爱。战士们开会也是席地而坐,唱着“黄桥烧饼歌”“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声动人嘹亮,群众听得都如痴如醉,久久不愿离去。在大家的热情要求下,何风山营长还为群众讲了话,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整日间,大中集的居民街谈巷议都是新四军,都是刚刚听来的抗日救国的道理。数日后,在大中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要求下,刚刚被新四军委派的东台县县长彭柏山专程来到大中集,在“长康花行”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爱民的方针政策,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的爱戴和拥护。大中集沸腾了。

第三部分:投身民主政权建设,做青运、民运和农运工作

大丰县首任县委书记杨天华(左)和老同志张炎在一起

1940年11月中旬,苏北解放区首届参议会在海安隆重召开,黄逸峰、管文蔚主持会议,韩紫石(因病派代表出席)、季方、朱克靖、陈同生、惠浴宇、朱履先、黄亚成等各界知名人士为会议代表;刘少奇、陈毅等首长应邀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宣传发动依靠群众;要坚持抗战就需要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党来领导;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等。会后,苏中区迅速开展了“二五减租”、建立民主政权的活动。

张炎说,新四军开进了大中集,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随后跟进,迅速与大中集的爱国人士和垦区的广大知识青年接合起来,挺进纵队政治部立即秘密发展了徐鸣、张学敦、朱道生、李克和(朱醒吾)等一批青年入党。在一个月内几乎同时在大中集成立了东台垦区农民抗日协会,成立了垦区青年抗日先锋会,张炎加入了青抗会。为适应抗战形势要求,其时共青团组织已改为中华民族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队员即共青团员。垦区农抗会办事处设在河北“张永昌粮行”里。

记得成立那天,从垦区各分公司来的代表们经过大街,高举凳子,高喊口号,进入布置在张家粮行里的会场,选举陈斐、朱道平为东台垦区农抗会正副会长。农抗会发展势头迅猛,到1941年5月,整个垦区成立了14个分区(分公司)农抗会组织,农抗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占垦区人口的五分之一。大中集街上的青抗队员主要有大丰公司的练习生、商店店员、街上花行的职员、小学校的教师等,共100多人,中棉公司的练习生黄风超担任队长。当即张炎就辞去了教职,到垦区农抗会协助陈斐、朱道平做民运工作。1941年3月张炎被任命为垦区民政助理,同年5月份被派往西渣,区任民政助理,在那只呆了3个月,又返回垦区区署工作。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确定以师为作战单位,划区作战。长江以北至斗龙河,西至宝应一线以南,大运河以东到黄海为苏中区,粟裕率一师在此活动。东台县隶属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管辖。1940年10月15日成立了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民运部长彭柏山任县长,垦区的法律顾问黄亚成任副县长。

二纵队六团进驻我台北地区以后,10月底,在小海建立了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九区区公所。与此同时,建立了大丰历史上第一个区委——中共小海中心区委,东台工委副书记戴为然兼任书记。为加强垦区抗日工作,当年12月成立大中分区委,冯舜华任书记,翌年3月成立垦区办事处,蔡国方任主任。

张炎说,蔡国方其实早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随军入川任江津地委书记等职。我被他任命为垦区首任民政助理。1941年2月,东台被日军占领,东台县政府先转移三仓一带,5月移住大中集。由于第九区的面积太大,不便于领导,就撤销了小海中心区委,将全区分为小海、垦区、西渣三个区。7月,日军占领东台后修了一条从草堰到潘丿的公路,把东台一分为二。为便于活动,东台县委把公路以南划为台南区,以北为台北区。台北地处苏中北部,是通往盐阜区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把这里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棉花、食盐等经济作物的供给基地,粟裕提出“开辟台北”的口号,把师部和苏中区的办公机构都转移到台北海边。1942年5月,苏中区党委决定将台北地区从东台县划出,建立台北县。台北县委由杨天华任书记,县长为蔡公正。1944年11月撤销建制,与东台合并。1945年11月重新建县,隶属苏皖边区人民政府一专署。杨天华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抗大毕业后来台北垦区工作,解放后被当作叛徒劳改数十年,1987年才平反离休,1999年春专程来丰与张炎、朱道生、朱道平等人会面。

张炎回忆,垦区农抗会成立以后,首先领导了大中集街上平抑肖怀章粮价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然后发动垦区佃农与公司进行减租斗争。那年夏天阴雨连绵,棉花大量减产,出租棉田的垦殖公司仍然要佃农按照灾前议定的棉花产量交租。佃农们认为公司的规定不合理,形成公司与佃户的对立。翌年春,垦区区委和办事处就召开了公司上层人士会议。公司代表有李仲璞、孙友仁等,农民代表有戴为然、朱道生、陈松涛等。起初孙友仁等人认为租已减过了,不愿意再减,说再减就是非法的了。朱道平也回忆说,会上,农民代表提出,为了打鬼子,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实行“二五”减租是天经地义的,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基础,这就是法。大家七嘴八舌,经过一通辩论,几个资方代表理屈辞穷,无言以对,只得点头同意再减一成。后来朱道平把农抗会成立3个多月来的工作总结整理成宣传材料在农抗会上散发,让人们了解新四军来了后,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平抑物价、缴纳爱国公粮、拥军参军支前的成绩,受到了上级的肯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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