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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小传(上篇):为生存垦区植棉,为抗战西行呐喊

2019-07-04 09:43:37 大丰日报

陈同生,1956年11月29日生于扬州,曾经下乡插队,先后任过代课教师、秘书、局长等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幸运地参加了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大丰港的开发建设,见证了大丰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现已退休在家学学英语、看看闲书,安享晚年。

第一部分:兴垦植棉,在迁徙旅程中以大地为家

开荒图

清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社会动荡波及东南。

张炎依稀记得:曾祖原居江苏句容,因避战乱,独自一人,赶着一条水牛,渡江北来,辗转至海门县中央镇东南二里许,落脚在一户倪姓人家,佣耕为生。倪家是当地农村中自耕自足的农户,有一个独生女儿待字闺中,倪太公见张炎曾祖身材高大结实,敦厚老实,勤劳善良,便招赘为婿。其后便有了张炎的祖父文明。祖父生三子,皆如其曾祖身材魁梧。祖父母都吃素念佛,乐施好善。祖父能背诵《金刚经》,祖母虽然不识字,但也能背诵几句经咒。经过数代繁衍,张氏族人在当地渐成大族。

张炎父亲居长,名阶。大约在1907年前后,张炎父亲将家搬迁至时属吕泗场地域的通海垦牧公司,即现在启东的海复镇。而张炎却出生在老家中央镇,张炎有兄弟姊妹5人,2个哥哥,2个姊妹。张氏族人大都仍然居住在中央镇,张炎父亲率家人前往海边沙地开荒种棉。海门话叫做:沙地宁(人)。

张炎出生于1911年4月15日,那一年的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1912年2月12日,清廷退位。

襟江带海的南通,因“东南实业之领袖”——清末状元张謇的孜孜努力,气象万千,别开生面,中外瞩目。尤其是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以股份制形式兴垦植棉,大获成功。1907年前后,张氏举家迁到了通海垦牧公司,佃种了公司20亩土地。然而,不幸却屡屡降临:祖父母去世后,张炎的两个姊妹也早夭离世。加上年长张炎17岁的长兄结婚,家里欠了一屁股债,不得不把土地抵押出去。

1918年12月“淮南草堰场大丰盐垦公司”在上海成立。启、海一地移民大丰垦区植棉成风。大概1924年,张炎的大哥去大丰公司谋生,翌年张炎的父亲也去了大丰。开始的几年,由于垦区生活和生产条件太差,他们也与大多数海门移民一样过着候鸟般的生活,春天他们徒步去大丰公司,栽种棉花,秋天收获后再步行返回。在开垦的头几年中,收获甚微,生活极为困苦。张炎清晰地记得,1925年仅余100个铜板。秋天回海门时,大哥与父亲煮了一锅玉米粥,用陶土罐装了,拎在手中,一边吃,一边赶路。

转眼到了1927年,这时张家已经在通海垦牧公司居住了20多年。这个时期,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以张謇为首的大生集团拓荒四野,屡获成功。是年春,张家将自有的4亩地卖了100元左右,加上出让当初佃种的公司20亩地经营权得600元。还清债务后,张家尚余230多元,便举家迁往大丰公司鼎丰区。

张炎的儿子、著名书画家张重光告诉笔者:“我们张家的人都是大个子。我祖父身高2米出头。他来大丰垦荒时穿着一件破棉袄,肩上背着个褡裢(口袋)。祖父将玉米糁子饼放在口袋里面,沿着海堤向前走,肚子饿了,就把饼子拿出来,一边走,一边吃;口渴了,就跑到海堤脚下的小沟边上捧两口水喝喝。”

大丰公司开垦之初,由于摊子铺得太大,水利设施不健全,连续几年水灾虫害不断,土地盐碱严重,棉花长得只有尺把高,棉秆“骨瘦如柴”,棉桃与杂草相伴。据记载,当时的籽棉产量,一般年成每亩地25斤左右,熟地产量至多不超过50斤。收成极不稳定,很多佃农只得又返回海门。1919年至1934年,在张謇、张詧兄弟、王已劲、徐静仁、陈其采、吴寄尘、江知源、朱警辞等大丰公司高层的推动下,以及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华洋义赈会以及其他社会贤达的支持下,1925年起,大丰公司先后疏浚了大丰境内斗龙港、王家港、竹港等几条入海河道,水利建设初见成效,当初离开的启海移民又陆续返回垦区。

张炎一家移居垦区前,与大丰公司签约划押:租地100亩。当时土地分为三等:一等地每亩3元,二等地每亩2元,三等地每亩1元。所以,押租100亩地为100元;加上写礼费(手续费)30元,张家佃种花费合计130元。缴了这笔费用,家中还剩100元。靠这100元,张炎一家要在垦区生活一年。这在当时的垦区,算得上是中等水平了。

张家迁到大丰来的第一年,住的是“滚地龙”,芦秆为棚,杂草铺床。这一年垦区棉花生产空前大丰收,张家的收成也非常好,共收籽花23担。除去交租6担,还剩17担籽花。垦殖初期,由于这里土质差,茅草丛生,公司估产不很准确,管理也不是很到位。新兴的盐垦公司与内地的封建地主相比,对佃农的政策相对比较宽松;再说,公司的职员也都租种公司的田地。如果棉花长得好,就按照公司规定的比例:四六分成。公司得四成,佃户得六成。当时一担籽棉15元,这年张家得到256元。一家人欢天喜地,生活有了希望。可是,次年因遭受虫灾,张家只收获5担籽棉,全年收入仅175元,生活顿入窘境。

全家落户大丰时张炎才16岁,刚刚读完4年初小。由于家庭穷困,1923年2月,他12岁时才在启东通海牧公司设立的一所叫“兴培初级小学”的学校读书,1926年12月底离开了这所学校。次年春天随父母和两个哥哥来到大丰垦区后,便投入到繁重的农业生产之中去。

第二部分:百业兴旺,植棉新技术推广功不可没

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时期新丰镇公所

废灶兴垦,种植棉花,为新兴的民族棉纺织业提供丰富的原料,江苏省棉产改进研究所在垦区应运而生。该所设在鼎丰、万丰两区之间,拥有试验田5万亩。大丰地区棉花品种最早有海门“小洋花”、嘉定“硬籽棉”、江阴“鸡脚棉”等,民国十年从日本引进“金字棉(King)”,此棉早熟,适应性强,棉织品质好,产量比土种增加10%—30%。“小洋花”与美种棉杂交后变种为“大洋花”。“大洋花”的特点能耐碱,最适合大丰的土质。“大洋花”的纤维柔软而丝长,大生纱厂可以纺制25支纱,江阴“鸡脚棉”纤维短只能纺制10支纱。

公司筹建初期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南通、泰州、扬州、镇江和上海等地。大丰公司董事会及总经理朱警辞、张謇之侄张敬礼等人,积极推行张謇“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事业”。创办实业教育的理念,并根据在启东兴办通海牧公司的经验,“公司职员皆由自培训”,于1932年9月在大丰公司总办事处所在地裕丰区公司(现新丰镇裕中村),兴办了“大丰农垦训练班”,对外称“南通农学院农科附属农垦训练班”。训练班学制二年半,课程有:语文、代数、几何、测量、植物、土壤、肥料、垦殖、农具、土木工程、病虫害防治、畜牧、气象、造林、园艺、农业经济和农田水利等。学习课程门类齐全、繁多,令人瞠目。

训练班首期招收学员44名,要求入学者达到初中毕业生水平,学员年龄都在20岁上下,几乎都是来自南通地区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教师4人,其中3人来自南通农学院,1人毕业于无锡省立民众教育学院。学校聘请国内一流人才、我国现代棉科学奠基人、中科院院士冯泽芳博士,我国棉产改进事业先驱、我国首位留学美国专攻棉花的学者孙月苏硕士,来训练班讲授棉花栽培新技术。学生每月出膳食费4元,学习、住宿等其他杂费均由公司付给。学员们上午上课,下午实习,半耕半读。为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常在裕丰、仁丰、德丰、同丰等区参加公司的田间劳动生产。为使学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平时训练与管理极为严格。只放年假,不放暑假;星期天也不休息,十天才歇一次。教学中注重实践和磨砺学生的品质意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果腹而已。培训班旨在培养具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没有骄惰习气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农垦事业的特殊需要。

1933年秋冬之间,农垦训练班又邀请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主任技师、美国人梭颇博士和土壤研究室副主任候光炯(中科院院士)等到校,专题作土壤改良学术报告,并在田间地头现场演示,重点介绍垦区棉田土壤含盐分析,盐渍土壤肥料的性能和使用,以实施研究、教学、推广一体化培训模式。农垦训练班虽然只办了一期,后因多种原因没有再办,但其意义重大,可以说,它开了我国校企联合办学、农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河。所培养的人才遍布大江南北,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炎回忆,公司对训练班非常重视,班主任由公司总经理朱警辞亲自兼任。他是一位典型的资方代理人,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对学员言传身教,毫不含糊。他对公司的发展从长远考虑,希望为公司培养一批人才。与张炎过从甚密的朱道平、朱道生兄弟一起进了农垦培训班学习,他们志同道合,成了一生的朋友。张炎由于字写得特别好,经常为训练班刻写讲义材料。这一特长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得到发挥。训练班结业于1934年底,学员都分配到棉业改进研究所或公司当练习生,主要从事培育棉种的工作。

此时的大丰垦区方圆百余里范围内棉田阡陌齐整,河流沟渠纵横交错,水系配套,不仅区内公路四通八达,而且修筑了通榆公路,沟通了与外面的交通。垦区各公司之间都架起了电话线,并对外开启电报业务。1932年,民国江苏省政府指定东台县(当年大丰隶属东台县)为第一种植棉花地区推广品种优良棉花。次年,大生纱厂为了收购大丰各区生产的棉花,在泰丰区中框开建小型飞机场,专为从南通运送钞票至大中集。1934年,大丰公司各区棉花大丰收,最多一窕田(25亩)可收二十担,次之也有十六七担,为历年来仅见。接着,江苏省政府在大丰垦区创办小学4年义务教育实验区。江苏省农民银行在大中集设立办事处,中国棉业公司在大中集建造仓库数十间大量收购棉花。南通商人在大中集开设电灯厂。新丰镇筹设淮南工业社装置纺纱机器,试纺棉纱。

第三部分:西行延安,难忘安吴堡青训班

张炎

1936年的3月,张炎来到了大中集的“大众小学”(大中小学)教书。虽也常闻“七七事变”、“淞沪抗战”的时代之声,然而偏居一方的小镇依然营营如故,“言抗战则几乎一片沉寂”。

从地理位置上看,大丰属于苏中地区的末梢。那时,大丰还没有建县,现在大丰的大部地区分别属于国民政府东台县政府第九区、兴化县第六区管辖。由于地域等原因,东台党史资料记载,共产党在大中集的地下党支部隶属于“上海南通片区”。正是由于这一历史的传承,抗战期间,先后在大丰地区活动的2000多名干部大多数来自上海和苏南。1930年,共产党在大中集成立党支部,首任书记谢之屏就来自“通海垦牧公司”,继任者蔡国方、朱道生、李克和等人则是公司的职员与学校的教师。

垦区是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小社会,大中集虽然是个地处一隅的小集镇,但由于地处垦区中心位置,有外地商号19家,每天都有班轮往返南通、泰州、扬州等地,还有29辆汽车。往来于南通、上海、泰州、扬州的工商界人士络绎不绝,消息特别灵通,在上海出版的书报及许多时髦流行的东西,少则三五天,最多十天半月后必定会在垦区出现。当时,垦区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都用上了德国、日本产的自行车、收音机、留声机、缝纫机、轧花机、水泵,新丰镇、南阳镇上的个别人家竟然还有小轿车。这些从大都市来的人不仅经济收入丰厚,而且文化知识层次高,见多识广,为垦区带来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垦区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张炎回忆说,当时垦区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来垦区指导植棉的美国人、日本人寻常可见,尤其是在大中集街上,聚集了一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主要有:大中小学教师张炎、汤学阶、杨友昭(女)、汤志芳(女)、沈敏林;江苏棉产业改进所的朱友光、陈松涛、顾毓章;盐垦公司职员中有朱道生、朱道平、宗雨农、张克明;还有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员顾纪扬、冯振华;中国棉业公司的扬健(向真);江南流亡青年葛高干、宋美华;从上海来的失业者徐鸣、失学青年宗秉之;商界里的有张学敦、朱国音(女)、徐玉贞(女);还有本地青年施非同、陈瑞贞(女)等等。

张炎所在的“大中小学”是大中集的商人们联合起来举办的一所私立学校,由于民国江苏省政府规定民办学校不能以地名冠名,遂改名为“大众小学”。学校在大中集河南,成立于1935年。张炎在这所学校任四年级教师。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全包了这个班级”。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但课余时间他还坚持参加了杭州师范学校的函授学习,刻苦钻研教学业务。

张炎回忆说,校长朱丕承也谈抗日救国,但此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救国论者”,空谈救国的大道理,没有点儿实际行动。对此,小学校的教师们私底下嗤之以鼻。几个青年教师暗地里商量另寻出路,但商议来商议去,出路何在?大伙儿心中茫然。直到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汤学阶从校外弄来了一些手抄本和油印件,大家心中才有了主意。这些材料主要有共产党的《八一抗日宣言》《毛泽东自传》《译报周刊》《西行漫记》。这些报刊书籍由于是从上海、南通等地辗转而来的,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大都揉得残破不全了。可是,大家都视为珍宝,互相传阅,一睹为快。有一天大家看到了《救亡日报》上登载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的简章。于是大家一边竞相传阅,一边酝酿着,去延安,找共产党去,上抗大去。顿时,一股希望之火燃烧在大伙儿的心头。

一天晚上,大伙儿聚集在中棉公司大中集办事处职工宿舍里,马来西亚归侨、南通农科大学学生朱友光兴奋地告诉大家,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个熟人叫做李初犁,可以通过其介绍去延安。他又说,他已看过地图,可以先到西安,然后再去延安,从西安到延安尚有700多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可以搭乘“八办”的便车。李初犁是日本留学生,上海“左翼联盟”作家,曾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那晚,朱友光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地向大家介绍去延安的计划。在他的倡导下,一下子就有10多人报名去延安。

可是没有几天许多人就打退堂鼓了。到了出发的那天凌晨只有朱友光、张炎、汤学阶、宗秉之4人。其余的人都不见踪影。1938年12月初的一天凌晨,北风呼啸,寒气逼人。他们4人摸黑齐聚在大中集街上青年教师朱国音的家中。朱道生和宗秉之的哥哥宗雨农赶来送行。朱道生因公司的业务缠身,不能随行,则送了一辆自行车给张炎,并以自己主持的“鼎万信用合作社”的名义赠送100元。时任阜丰小学校长的宗雨农与朱友光共同发起去延安学习的活动,但因家庭无人赡养老人而作罢,但他仍然为弟弟张罗了路费。临别时他拉住弟弟的手,叮嘱弟弟道:“要抗击日寇,穷哥们要翻身,只有靠共产党。”

朱友光一行4人挥手告别了好友,冒着严寒,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他们骑着自行车在由“范公堤”改造的海堤公路上向北而去。所谓“公路”,在那个年代,仅仅是把海堤上的树木草草砍去,在坑坑洼洼的堤面上撒一层泥土而已。晴天尚可以行走,雨雪天气便泥泞不堪,交通断绝。大堤内外,萧瑟荒凉,人烟稀少,老鸦聒噪,日暮途穷,连个投宿栖身的地方也无处可觅。他们顶风冒雪,一路向前。渴了,跑下海堤,在水沟边捧上几口咸水;饿了,喝上几口随身携带的玉米粥;困了,钻进茅草丛中睡上一觉。醒来后抖擞精神,再继续向前。

张重光说,只知道父亲生前向他说过,鞋子跑烂了,脚跑肿了,4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4天,蓬头垢面,饥寒交迫到了新浦,买了火车票上了火车。虽然火车时速只有20多公里,但很快就过了徐州,进入安徽、河南地界。过了黄河,是古都洛阳。关山度若飞,西安在望,连日来的疲劳一扫而光。大家谈笑风生、意气风发。12月下旬,他们终于来到了古城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一问,才知道李初犁刚刚去了延安。“八办”的领导听说了他们的计划,于是,不赞同他们继续北行,而是介绍他们到“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学习,并告诉他们,只有经过那里的学习,经过考试,成绩合格后,才能北上升学,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学习。无奈之下,他们4人只能先进入这个训练班学习,以后再作打算。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设在陕西省涇阳县北的安吴堡,人们简称为“安吴堡战干班”。“七七事变”后,在国民政府“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皆有抗战守土之职”的号召下,兴起全民抗战高潮。国民政府在全国各省都举办了“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这个短训班虽然也是以国民政府名义开办的,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主导,冯文彬任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

安吴堡距西安咸阳百余里,处于“红白”交界处,向南是国统区,向北数十里就进入八路军的防地。张炎他们到达的时候训练班在其他地方已办了两期,训练班于12月底刚刚搬到这里。张炎这一期共计900多人。张炎等4人被编入第五大队,学习期限40天,学习课程内容主要有:统一战线、持久战和游击战三大理论。学习期间冯文彬、胡乔木各给学员们作过一次大课报告,其余时间各大队上课,课后小组讨论。此外,也在土堡后的五峰山上演习过一两次游击战。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37年10月至1940年4月,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安吴堡青训班在国共共同抗战的旗帜下不断壮大,虽四度迁徙,但坚持举办了14期,培养学员12000名。尽管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成分十分复杂,训练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是,通过这个训练班,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政策和政治主张,普及了抗日政治和军事方面最基本的知识,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的青年们对于中共革命理论和抗战政策认知上的不足,为敌后抗日武装和日后的革命工作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基层干部。

由于训练班经费十分紧张,学员的伙食费需要自理,生活十分艰苦。张炎回忆,仅在春节那天吃过一顿大米饭,其余全都是黄灿灿的小米饭。张炎说,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那种新鲜活泼的政治空气,实在是一次终身难忘的享受。

遗憾的是,张炎四人最后未通过赴延安的录取考试,按要求需全部返回原籍。学校领导出面做工作说,目前国难深重,民族危急,有一定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应该回去与当地的抗日力量结合起来,做点实际工作,或者自己直接去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为了做通学员们的思想工作,时任训练班教务处处长,土地革命时期曾经与李超时、张爱萍等人一起组织过“通如启泰暴动”,成立红十四军的南通人刘瑞龙出面,专门召开了一次江苏籍同学会,他反复动员大家回去。张炎说,看来赖也赖不下去了,我们这一期的人刚动手卷着铺盖,下一期入学的人已夹着铺盖卷,在一旁等着抢占铺位了。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找党,参加革命,投身抗日,学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辗转而来,却遭遇这个结局,这让他们始料未及。更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是,因为参加这个带有“灰色”面貌的训练班,让他们在建国以后的“审干”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对此,直到暮年,张炎才体会到个中原因。他认为,实际上当时全国各地的青年大批涌向延安,一者不免泥沙俱下,再者延安对吃穿住的压力都难以承受,这个培训班的宗旨可能是在大批人中“筛选”一批适宜接纳的对象,同时经过短训,向各地撒开一批抗日的“种子”。他说,“要大家回去,这确实是一个难扭的思想弯子”。

在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朱友光、张炎、汤云阶、宗秉之等4人只好回到了西安。此时,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聚集在古都西安。张炎他们路过西北饭店时,瞧见里面人头攒动。原来,国民政府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在山西办了一所“抗日民族大学”,正在西北饭店招生。阎锡山亲自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抬出大学者、“救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当教务长。这对青年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刚刚从训练班退出来的一批人,此刻正处于彷徨之中,许多人纷纷前去报考。面对这种情况,究竟何去何从?张炎等4人出现了分歧。汤学阶、宗秉之主张去报考,朱友光则主张回垦区。事实上拗不过汤、宗二人,他们都参加了考试,并都被录取了。但是,经过再次讨论,朱友光、张炎两人还是决定回来。此时,安吴堡方面得知消息,立即派了一批教官分头来西安城里来找学员,仍然以原来的理由做说服工作,要求大家回原籍。于是,大家分道扬镳,朱友光、张炎循原路东归,汤学阶、宗秉之则去了山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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